前不久，《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在上海举行首发仪式。《红色电影录音机》是国家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崔轶的重磅新作。该书以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为历史背景，以司徒慧敏等先驱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的技术突破为主线，串联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电影小组秘密筹建电通电影公司的壮阔历程。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采访了崔轶导演，请他分享这本书创作的原因以及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对于这次新书发布并受到业内关注，崔轶非常激动，也颇为感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由来，崔轶告诉记者：“差不多两年前，我和郑大圣导演拍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电影中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片段是《渔光曲》。因为《渔光曲》让我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司徒兆敦（中国著名电影教育家、纪录片专家，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被誉为‘中国纪录片之父’）。他的父亲司徒慧敏当年研制了‘三友式’电影录音机，这正是用来录制第一部有声故事片《渔光曲》的。而《渔光曲》的发行和制作当年，正是在我们今天所在的百代小楼完成的。”
崔轶回忆自己2003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前，司徒老师曾对他说：“你到上海去，要代表我去看看斜土路2570号，那就是他父亲曾战斗过的电通电影公司的所在地，也就是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重要的科教片生产基地，成立于1953年，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如果有机会的话，也代我去看看百代小楼。”
崔轶重温与司徒老师的师生之谊
在崔轶印象中，他可能是司徒老师带的最后一届本科毕业生。在完成论文指导后，司徒老师去了青岛，师生俩便失去联络。直到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时，崔轶通过与大圣的共同朋友潘军到上海，才重新与司徒老师建立联系。“我们约好我去北京做后期时再见他，万万没想到，2023年9月1号开学前，司徒老师于2023年8月31日去世了。这成了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最终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
2024年冬天，崔轶开始动笔写《红色电影录音机》。为了还原“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发细节，他走访了多个档案馆，查阅了司徒慧敏的手稿与电通公司的原始档案。崔轶在翻阅历史资料时，突然发现当年司徒慧敏在研发电影录音机时的处境，与今天中国科技业的处境非常相似。
“当时中国所有的电影录音机几乎全靠进口，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产品。就像今天好莱坞电影挤压我们的国产电影一样，那时候没有自己的电影录音机，中国的有声电影拍摄只能依赖进口设备。”崔轶说。
当时在徐汇区，有很多电影制片厂，天一公司是其中一家中国早期的私人影业机构代表，由邵氏兄弟于1925年在上海成立。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花重金请了一位美国录音师扎林来上海录制有声电影，扎林月薪是中国人的近20倍，负责同期录音。合同虽然写明要教会使用，但扎林等人连机器都不让碰。
为了了解电影录音机的原理，邵醉翁带着司徒慧敏和摄影师吴蔚云，某天晚上三人偷偷进入美国人的房间查看录音机。不料半夜美国人返回，竟拿枪指着他们。
书中描写道：
“扎林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群小偷！我今天打死你们，也就赔偿几百块钱。’邵老板愤怒反驳：‘我是租用这些器材的公司老板，难道连看这些设备的权利都没有吗？’扎林一时语塞，摩维通试图缓和气氛，说：‘原来是邵老板啊，你们怎么不开灯呢？我们还以为是小偷呢，害怕设备丢失对电影公司造成损失。一场虚惊，一场虚惊！’”
扎林恶狠狠地盯着邵醉翁、司徒慧敏和吴蔚云，眼神充满敌意。吴蔚云惊恐万分，邵老板则颇显尴尬。司徒慧敏镇静地说道：“我们不会再碰你们的宝贝了。邵老板今天带我们来看这些有声电影的美国货，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中国电影人能用中国人自己制作的有声电影录音机，拍出自己的电影。你们等着，这一天不会遥远！”
扎林轻蔑地看着他们，举起中指说：“好，我等着。但从今天起，我的片酬要翻三倍，否则明天我拒绝去片场拍摄。反正你们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设备拍电影。”摩维通也跟着大笑，模仿司徒慧敏的广东口音，用蹩脚中文说：“我们中国电影人要用中国人自己的有声电影录音机拍我们中国的电影……哈哈哈……太好笑了……”
邵老板、司徒慧敏和吴蔚云含泪愤然离开。司徒慧敏在心中誓言，定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录音设备，不再受制于人。
“百年前，我们民族工业和电影在某种意义上，被美国人‘掐脖子’的处境，与当今中国科技被限制非常相似。这是真实的事件。当时邵醉翁、司徒慧敏等三人含泪感叹，我们花钱请你们，你们却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的民族电影怎么办？”崔轶感慨道。
当时，电影录音设备的核心技术是变光灯和光门，这两项技术是录音机的“心脏”。但美国公司垄断了这些技术，也不提供性能表。司徒慧敏等人通过不同渠道获得图纸反复测试，在多位技术专家指导下，终于于1933年秋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电影光学录音机，并成立电通公司。
电通公司成立初期，是一家纯粹提供有声电影技术支持的电影技术公司。随后，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电通成为早期唯一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等享有盛誉的影片。
在上海电影博物馆，观众可以看到一台有声录音机。这件珍贵展品是专家当年从电影道具仓库中挖掘出来。崔轶介绍：“司徒慧敏他们后来发明了便携式立体声录音设备，给当时中国电影工业带来了巨大变化。现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展示的第一台有声录音机，是‘鹤鸣通’录音机（由明星公司摄影师颜鹤鸣研制），还不是‘三友式’电影录音机。随着时光流逝，‘三友式’最终未能保存下来，确实让人遗憾，但它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导演的思维，以录音机这一形象的种子，来看待整个左翼历史和早期中国红色电影的发展。”
AI还原了“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研发过程
为了更生动直观地说明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研发相关的故事，崔轶制作了一段视频，通过AI生成画面，并逐步修片，前前后后耗时约三个小时。
记者观看视频后被深深打动。在视频中，由AI复活的司徒慧敏说了一段令人感慨动容的话：“那晚，你们偷的不是机器，是让中国电影开口说话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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